立足田野,稽古维新——王立新教授访谈

发布时间:2019-03-11  栏目:美高梅历史  评论:0 Comments

  中国考古网:您的博士论文《早商文化研究》,以极高的质量,不仅入选了1998年的“高校文科博士文库”,而且奠定了您在早商文化研究中的学术地位,您能介绍一下它在当时的创新之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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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12月在香港黄地峒遗址

 

  中国考古网:我们知道,您近年来在嫩江中下游流域开展了一系列的专题考古调查与发掘工作,其中以大安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与研究最为重要,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突破,您能简单介绍一下吗?

  二、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

 

  周昆叔教授对商代文明对中华文明的推动作用及其动因作了论述和分析。他认为,商代在夏商周三代之中起了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推动了中华文明的奠基和疆域轮廓的形成,其动因在于商文化独特的生态动因和多元融合的文化动因,孕育着强大的文化辐射力和凝聚力。

  王立新教授:

 

  中国考古网:立足边疆是您的又一个学术基点,无论是在夏家店下层文化的综合研究上,还是在白城双塔、克什克腾旗喜鹊沟、林西井沟子等遗址的发现与研究上,您都取得了重要的突破。您能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些成果吗?

  杨育彬、郝本性、杨肇清、李德方等学者,也针对目前郑州商城考古研究现状,提出了具体的想法和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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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在美国匹兹堡大学演讲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雷兴山教授作了《商系文化遗迹组合初探》的发言,他将类型学中的“器物组合”概念运用到商周考古遗迹研究中,提出“遗迹组合”的概念,是考古研究方法的新尝试。他认为“遗迹组合”是指几类不同属性的遗迹,在一定时间和范围内经常共存出现,功能密切相关,从而形成一个“遗迹组合”:遗迹组合是一种聚落特征和文化特征,有助于分析考古学文化因素,探讨当时的社会结构。

  王立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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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郑州商城研究的深入、新材料的出现以及科技手段的应用,郑州商城研究课题趋于多样化,研究领域趋于广泛,新认识、新观点层见叠出。

  中国考古网:您不仅长期致力于夏商周考古教学,而且常年带学生田野实习,作为一位老师,您对初入考古的学生和有志于学术研究的学生分别有什么建议?

  郑州商城的考古学年代,是学界长期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至今仍存分歧。南开大学历史学院程平山教授梳理和分析了学界关于郑州商城年代的各种学说,结合文献和考古材料对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郑州商城作为都城的使用截止年代等提出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郑州商城始建年代应在二里岗下层一期;而作为都城的年代应在二里岗上层二期;郑州商城的规划、营建、完成均在成汤时期。

  王立新教授:

  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先生曾经为郑州商城和夏商周考古研究作出了重要贡献。本次会议特意为三位先生在郑州商城举行了铜像揭幕仪式,对三位先生的学术成就进行了回顾和评价。杨育彬先生认为韩维周先生首先发现郑州商代二里岗期文化遗址,为郑州商城的发现奠定了基础,成为中国考古学史上的重要标志;首次认识到二里头文化遗迹和遗物,成为探索夏文化一个重要的节点,对中国考古学作出了贡献。张国硕教授认为,韩维周先生最早分辨出二里头文化(玉村下层)与二里岗商文化的不同,是二里头文化的发现者。

  中国考古网:既然新考古学文化的形成滞后于王朝的建立,那么应如何从考古学物质文化的变化上把握王朝更迭的时间点?譬如夏商分界的研究。

  侯卫东先生认为郑州商城形成于二里头文化至二里岗文化过渡期,多元文化因素共存、尚未形成稳定风格;二里岗期早段青铜器仍以二里头风格为主,晚段形成典型二里岗风格。二里岗文化的演变趋势从多元到一元,聚落由简单到复杂,反映了中心都邑规范化和制度化的过程。李素婷研究员提交的《试论郑州南关外型文化》论文,通过对现有考古资料检核分析,论述了南关外型文化的分布、内涵、分期及特征,认为南关外型文化早期遗存年代为二里头文化三期偏晚或三、四期之交,属先商时期;晚期年代应为二里头文化四期,属早商;南关外型文化是从漳河型、辉卫型、鹿台岗型先商文化发展而来,并在吸收二里头文化和岳石文化因素的基础上,最后发展成为二里岗型商文化,它与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是三种不同的考古学文化,进一步明确了南关外型文化的性质及地位。郑杰祥先生对小双桥遗址的时代和性质发表了自己的观点,他认为小双桥遗址是商王所建祭祀天地神祖或行献俘礼的“南单”遗迹。

  中国考古网:王老师,您好!感谢您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首先,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您是如何走上考古之路的?

  (二)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地区关系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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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在白城双塔实习工地讲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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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于大安后套木嘎工地拍照

  (一)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思路与方法

  王立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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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4月与李伯谦先生在江西鹰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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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在韩国全南大学演讲

 

  王立新教授:

 

  王立新教授:

  李维明研究员对郑州商城60年来的发现与研究进行了总结。他将郑州商城研究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上世纪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商文化发现与认识获得重要收获。主要成就是郑州商代遗址、郑州商城的发现和王都地位的讨论,以及对夏商文化分界、早商文化等问题的初步认识。第二阶段是七十年代至八十年代,对商城内涵与性质的争论。主要成就是郑州商城宫城墙、外城墙、宫殿基址、青铜重器窖藏坑、铜器墓等发现和认识,确认郑州商城为商代前期王都的性质和地位,为认识夏文化和早商文化奠定了基石。第三阶段是九十年代至今,商城内涵补充与研究视野扩大。外城墙、宫殿基址、青铜重器窖藏坑、铜器墓材料、“亳都说”文字新实证等补充发现,确定了郑州商城商代第一都地位,城市布局大势渐显,学界研究视野更为宽阔。曾晓敏研究员长期从事郑州商城考古发掘与研究工作,他对郑州商城发现60年来的发掘、重要发现、学术成就以及韩维周、安金槐、邹衡、裴文中、杨育彬、郝本性等先生为郑州商城研究所作出的贡献,做了系统完整的记述。材料真实可信,是郑州商城考古研究史最详实的一篇文章,很有价值。

  王立新教授:

  安金槐先生是我国著名考古学家,长期主持郑州商城考古发掘研究,是河南文物考古工作的开创者和奠基者,是“河南考古第一人”。李伯谦、杨育彬等学者认为,从郑州商城发掘、“隞都说”,到王城岗遗址发掘研究、“禹都阳城”,以及“夏文化”概念的提出,记录了安金槐先生在夏商周考古研究方面的重大学术贡献。安先生发现了郑州商城,提出“隞都说”,建立了二里岗文化年代学框架,极大地推动了夏商周考古学发展。他提出的原始瓷器源于商代说,把我国瓷器出现提早到商代,得到学术界认同。在主持发掘登封王城岗遗址时,提出河南龙山文化晚期是早期夏文化、王城岗城址为“禹都阳城”的重要观点,成为探索夏文化的重大突破,在后续考古发掘、尤其是夏商周断代工程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中得到了证实。郝本性、杨肇清、李昌韬、张国硕等先生也对安金槐先生的学术成就作了论述,他们认为安金槐先生是郑州商代城址的发现者和郑州商都性质的提出者、论证者,是“隞都说”的代表性人物,对郑州夏商文化研究贡献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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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7月在大安后套木嘎实习工地讲课

  胡永庆、董俊卿、李青会选取郑州商城遗址二里岗下层二期21件玉器为研究对象,采用主量元素能量色散X射线荧光光谱、微量元素外束质子激光X射线荧光、物相分析X射线衍射、结构分析显微拉曼光谱等技术手段,对玉器的种类、材质及其地质成因进行研究和对比分析,为中原地区玉器种类和功能变化提供了新证据,为郑州商城玉器的原料来源提供了线索。

  人物简介:

 

  中国考古网:您先后跟随张忠培先生、林沄先生学习新石器考古和夏商周考古,两位先生对您最大的影响是什么?

 

  中国考古网:随着研究理论与方法的多元,中国考古学研究正经历着重大变化,部分研究者似乎不再重视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这些基础性的研究工作。您是如何看待这些现象?

 

  中国考古网:是的,那么也就涉及到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王朝的出现与考古学文化形成的关系问题。

 

  王立新教授:

(原文刊于:《光明日报》2015年11月03日10版)

  王立新教授:

  邹衡先生曾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殷商文化研究会副会长、中国考古学会常务理事,是国内外公认的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学术权威、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教授回顾和总结了邹先生的生平及学术成就,并重点介绍了邹先生与河南及郑州商城的渊源以及与安金槐先生的深厚学术友谊。刘绪教授对邹衡先生生平和学术贡献作了全面介绍。他认为,邹先生一生提出和论证了一系列重要学术问题,如建立商文化分期编年,提出郑州商城亳都说;最先论证二里岗文化是早商文化,二里头文化一至四期为夏文化;最早论述先商文化和先周文化;最先提出北京琉璃河遗址是西周燕国早期都城、山西天马-曲村遗址是西周晋国早期都城的看法,得到考古发现的证实。李维明、徐良高认为邹衡先生构建起夏商周考古学文化研究体系框架,确立了夏商周考古学研究的范式。徐良高先生将邹衡先生的成就放到中国考古学史中来分析,使人们对其学术意义和影响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张国硕先生认为邹衡先生是汤都“郑亳说”的旗帜性人物,对夏商文化的分期以及相关问题的系统研究奠定了夏商周考古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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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陪同林沄先生考察白城双塔遗址
 

 

  王立新教授:

 

  中国考古网:您在夏商考古领域笔耕不辍,对夏文化的形成机制与动力因素做过深入探索,成为一家之言。我们知道,探索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过程是十分困难的,尤其是进入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那么,以夏文化的形成为例,您认为界定一个考古学文化的形成要注意什么?

  刘五一博士运用岩画微腐蚀断代技术对具茨山凹穴岩画年代进行了研究,认为其时代应在BP6000年-BP3000年左右,对研究中原上古文化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中国考古网:近年来,为寻求在北方边疆考古取得突破,您积极推动着与俄罗斯、蒙古等地学者的合作。作为有着对外合作经验的您,您是如何看待目前学界前往国外进行考古合作的火热现象的?

  中原一向是夏商周考古研究的中心地区,新的发现和研究成果层出不穷。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顾万发院长介绍了郑州近年来发现的东赵、花地嘴、望京楼、大师姑、南城遗址等夏商周时期的大型遗址、城址及初步研究成果。其中,东赵遗址是2014年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共发掘出土大、中、小三座城,时代分别为东周、二里头和新砦期。其中属于二里头二期的城址面积约80万平方米,是目前全国已知最大的早夏时期城池,而位于中间的小城则可能是李伯谦先生提出的后禹传宗代夏之后在郑州西北部建立的防卫据点。南城遗址发现了东周城址、商代环壕和仰韶文化城址迹象,其中商代晚期环壕面积约11万平方米。这批考古新发现为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提供了重要资料。

 

  在研讨中,与会专家对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的重要性有了更深入的认识。朱士光教授认为,中原是以王都为主体的政治中心区,它与周围地区共同构成了商代的完整疆域,是一个整体。目前,周边地区的夏商周考古研究工作,必须大力加强,从而构建起夏商考古学的新格局。他认为湖北盘龙城是目前发现规模仅次于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的第三大商代城址,可能是商朝的“南都”,应进一步加强对盘龙城性质的研究,以探究商代江汉地区与中原的关系。重庆师范大学刘俊男教授从追寻楚文化的源头着手,运用地层学、类型学的方法论证了炭河里古城出土陶鬲时代应为商代末期,其形制受到中原文化的影响并结合了南方鼎的风格,进而推断出炭河里古城应为商末周初楚国的都城和文化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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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年与方酉生先生在郑州

  刘源研究员从西周金文资料入手,对商、西周的社会形态及其与春秋、战国的区别等问题,做了宏观考察。他认为商代贵族社会的基本单位是宗族,贵族是王朝的基石,势力显赫。周代殷后,社会结构没有本质改变,但由于周人治国宗法制度独具特色,社会面貌较殷代有重大变化。

**  中国考古网:再次感谢王老师您能够接受中国考古网的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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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考古网:您长期注重田野考古工作,先后主持了大山前、井沟子、双塔、后套木嘎等遗址的发掘及科尔沁沙地的调查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田野经验,在后套木嘎遗址的发掘中也做了平面发掘法与探方发掘法相结合等一系列的尝试,您觉得发掘中积累的哪些经验值得推广?美高梅娱乐场网站,

  (三)中原地区夏商周考古发现与研究

  王立新教授:

  郑州商城发现六十年来,重要考古发现迭出,成果丰硕。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是郑州商城遗址最主要的考古发掘研究单位,刘海旺研究员作了《郑州商城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概要》的专题报告,回顾和总结了河南省考古研究院结合科研课题和配合基建所进行的郑州商城考古发掘、重要发现和研究成果,以及郑州商城考古研究的规划和设想,并重点介绍了小双桥遗址的发现和研究情况。小双桥遗址是近年来郑州商代考古的重大发现,遗址总面积超过300万平方米,遗存丰富。重要遗迹有宫城墙基槽遗迹、高台型夯土建筑基址、宫殿基址、居住址、祭祀坑群、奠基坑、壕沟、灰坑,与冶铸青铜器有关的遗存以及出土器物、卜骨、朱书文字等,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小双桥遗址的性质、内涵是今后研究工作的重点。关于未来郑州商城考古研究,他认为要创新郑州商城考古工作方法,探索新形势下城市考古工作的新模式;开展多学科研究探索,加强考古研究新技术的应用和跨学科协作;加强郑州商城考古研究规划,尤其是重视信息化和发掘报告出版,做好基础工作。

  王立新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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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在乌兰巴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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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与于孟洲、井中伟在西拉木伦河旁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期。夏商周时期中原和周边地区交流融合、相互促进,奠定了中华文明形成和发展的基础。1955年郑州商城的发现,标志着中国夏商周考古研究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以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为代表的老一代学者,为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和郑州商城的发现、研究作出了巨大贡献。为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年,缅怀韩维周、安金槐、邹衡三位考古学家的治学精神和学术成就,进一步推动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河南省文物局、郑州中华之源与嵩山文明研究会于2015年7月在郑州联合举办“夏商周时期的中原与周边——纪念郑州商城发现60周年暨韩维周、安金槐、邹衡先生学术成就研讨会”。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科学院、国家博物馆、北京大学及省内外科研院所、高等院校等单位的15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了研讨会。与会专家围绕夏商周时期中原与周边关系、郑州商城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等课题,进行了深入研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观点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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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5月,与李峰、马克、史宝琳在巴黎

 

  刘延常研究员以山东地区岳石文化、商文化和珍珠门文化考古资料为基础,通过对其文化特征、时空关系的分析,勾勒出山东地区早商、中商、晚商时期商文化东渐的路线和方式,对夷商联盟、夷商对峙、商进夷退的基本格局和山东地区逐渐纳入商王朝的动态过程进行了研究。南开大学陈絜教授通过对与雍地同版出现的卜辞地名“榆、宫、、疐、丧、高、就”等地望的研究,认为卜辞雍地属东土地名,大致在汶水与淄水的发源地原山附近;林方或在泰山南麓或东麓,即原山附近。山东大学郎剑锋博士通过对大辛庄遗址陶范等铸铜遗物的分析和青铜器工艺的研究,提供了大辛庄遗址青铜器产地线索,探讨了大辛庄遗址的文化内涵和聚落形态,进一步完善了大辛庄遗址文化编年,丰富了商代生业经济和人地关系的研究资料。龙门石窟研究院研究员温玉成在《探究“昆仑邦国”与大夏诸国西迁》一文中,将实地踏勘和传世文献相结合进行研究,探讨了昆仑山、昆仑邦国和大夏诸国的地望,以及大夏、析支、织皮、大月氏的迁徙。山东大学方辉教授认为武王灭商、周公东征等标志性历史事件对东方地区政治格局产生了重大影响,分封制推行、封国都城政治中心的突起与商代政治中心的突然衰落,是这种影响在政治景观方面的显著标志;而西周早期对各地的统治政策取决于周王朝对原住民的控制程度。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杨文胜研究员从郑州商城发现的三处青铜器坑入手,对中国和日本青铜器埋藏地点、青铜器特征等进行了比较分析,对东亚青铜文化圈内的青铜器进行考古学观察,有助于理解中原与周边区域青铜文化的内在特性与文化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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