护国元勋蔡锷传奇之三十二:国权宪法

发布时间:2019-09-16  栏目:美高梅历史  评论:0 Com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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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研究》2016年第3期刊发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曾业英《击椎生不是蔡锷,那又是谁》一文,认为1907—1908
年在《云南》杂志发表诗文的击椎生不是当时远在国内广西的蔡锷,“八九不离十”是当时也在日本的唐璆。2017
年 8 月至 9
月,笔者在搜狐网站搜狐号“老邓说史”公众平台发表系列文章《击椎生不是蔡锷,是唐璆吗?曾业英先生失误》共20期,指出曾业英上文中所有论证和结论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刊发曾业英先生《再论击椎生不是蔡锷而是唐璆》
美高梅娱乐场网站,文,仍坚称击椎生是唐璆。然而,经笔者认真查考,曾业英此文的所有论证和结论仍然全部不符合史实,全部不能成立。其根本原因就是曾先生对史料的阅读理解出现严重的问题。对此,本刊自即日起分十期阐述之,敬请曾先生及广大读者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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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1882-1916),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蔡锷,字松坡,别号击椎生

1912年3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制定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本约法施行后,限十个月内由临时大总统召集国会。其国会之组织及选举法,由参议院定之”。“中华民国宪法,由国会制定”。8月,南京临时政府参议院先后通过了《中华民国国会组织法》和《参议院议员选举法》、《众议院议员选举法》,并于同年10月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正式公布。随后,全国各地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国会议员选举活动。这也就意味着,各界关注已久的正式宪法的制定工作也为期不远。因此,国会召开前后,关于宪法问题的讨论一时成为全国舆论的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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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锷认识到,“国会召集,瞬已届期,正式政府,行将成立。将来编纂宪法,为国家盛衰强弱之基,关系民国前途甚巨”,因而对宪法的制定表现出极大的关注和期待,希望中国能产生一部良宪,为民国宪政的实施奠定良好基础。他认为:“宪法为国家之根本法,宜体察本国现势与夫历史民情,以为之制定。总以使政府能伸张国权,发展国力为要归”。“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之不伸!”基于此,蔡锷积极主张制定国权主义宪法。

在《历史研究》上的文章中,曾业英先生在论证“击椎生‘八九不离十’就是唐璆”的过程中漏洞百出,其中一个重大漏洞就是,只看到1907年-1908年在日本出版的《云南》杂志上发表诗文的“彼击椎生”而忘记了1913年在云南昆明《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的“此击椎生”。因此,笔者在反驳曾先生的文章中温馨提示曾先生还应深入研究一下“此击椎生”问题:此击椎生“就是筹滇协会的倡议人唐璆”吗?如果此击椎生不是彼击椎生,就应该拿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证据,并得出符合史实的结论,以撇清此击椎生与彼击椎生的关系。如果此击椎生就是彼击椎生,就应该说明此时远在湖南因组织国事维持会而“几遭不测”的唐璆何以又要以击椎生的笔名辗转向云南《南针》杂志投稿,发表自己政见的原因,更应该找出并研究一下唐璆当时在制宪问题上是主张主权在民,还是主张主权在国;是赞同总统制,还是赞同内阁制;是主张限制总统权力,还是主张扩大总统权力;是主张省长民选,还是主张省长由中央委任等观点和主张,以证明两者“存在高度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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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笔者温馨提示,曾先生也开始认识到自己的严重失误,感到问题的严重性,因而不得不又在《河北学刊》上发文,试图进行补救。其策略之一就是极力否定“此击椎生”就是蔡锷。为达到此目的,曾先生一不惜以蔡锷10多年前之语与其10多年以后的言论对比,终于发现了“问题”。对此,曾先生是这样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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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此击椎生”在反对宪法“限制总统权力”方面与蔡锷认识一致,但不可否认的是他们也有不小的意见分歧。如“此击椎生”视国权与民权为对立的两极,在文中说“主权之所在应属于国家(
采葡萄牙宪法之规定)
,不应属于人民”,甚至表示“由是言之,凡称国名之处,虽民字亦宜删除,曰中华共和国,曰中国,方为适当”,便不是蔡锷所认同的。在蔡锷眼里,国权与民权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他认为,“民国成立,迄于今日,省自为政,中央力薄,不能收指臂之用,以致财政紊乱,政令纷歧,外侮内讧,相缘以起。推求其故,则现政府法律上之实力,不能发展国权,实为最大原因。故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力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而“国家所主之权”,他认为既不是国家本身特有的,也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来自于“国民”。他在日本留学时说过:“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国民之权大,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大,国民之权小,则国家之主权亦必小。”又说:“善夫!中村正直之言曰:国家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人民有自主之权,人民所以有自主之权者,由于有自主之志行”,这是国家强大之“大根原[源]”。辛亥出任云南都督后,他更是肯定:在共和国,“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故人民对于国家,立于最高无上之地位”。蔡锷既然认为“国权巩固”然后才“有发达民权之可言”,“国家所主之权,国民所与之者也”,“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立于国家“最高无上之地位”,甚至说自己“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
怎么可能发表国家“主权之所在”,“不应属于人民”如此绝对而又与自己历来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
何况就在1913 年7月15
日击椎生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后的30日,他还在咨复北京政府外交部关于云南蒙自至个旧铁路“能否允法
人建筑”一文中直率地说过:“此路利害,路权与矿权相因,既归滇人自修,商款商办,主权在民,滇政府不能主持。”意谓因为国家“主权在民”,“滇政府不能”允许法人建筑云南蒙自至个旧这条铁路。

第一届国会会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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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12月28日,蔡锷致电袁世凯、黎元洪、国务院及各省都督指出:“宪法条件,纲维万端,所重不在形式而在精神。精神有所指归,而后其条文字句乃得根据以发挥光大之。”他认为,“今日吾国宪法精神之所在”有二。第一、“必建造强固有力之政府”。他认为,民国初建,百废待举,“若不极力扶助政府,假之以实权,而复事事为之限制,时时为之动摇,国本不固,则国脉以伤,自保犹且不能,更乌足以对外!……北美为共和先进之国,素守门罗主义者,近亦极力倡导国家主义,以图谋发展。诚以世界竞争潮流日益促进,非集权统一不足以伸张国力,保障民权,非有强有力之政府,又不足以收统一集权之效也”。第二、“必适合中国之现情”。他指出,“一国有一国之特点,英国之宪法、惯习,不能遍行于欧洲,美国之天性自由,不能普及于大陆。矧以中国固自有特别之历史、民情、习惯,而必求一一吻合于他国,所谓削足适履,有背而驰耳。”

来源:《河北学刊》2018年第4期

1913年2月7日,蔡锷又通电各省都督,进一步提出其国权宪法主张:“民国成立,迄于今日,省自为政,中央力薄,不能收指臂之用,以致财政紊乱,政令纷歧,外侮内讧,相缘以起。推求其故,则现政府法律上之实力,不能发展国权,实为最大原因。故民国宪法宜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国权巩固,国力自张,然后有发达民权之可言。欲巩固国权,则凡障碍国权发动之制度决不可采。”

读完曾先生以上文字后,笔者笑了,不禁又要对曾先生说道:“哥哥你错矣!”笔者认为,曾先生以上言论是对蔡锷在民国初年国家主权、国权宪法主张的重大误读。其错在两个方面:

之后,蔡锷仍不放心,又联合宁、豫、闽、奉、鲁、蜀、陕、吉、黔、晋、甘、直共十三省于24日将此意见直接电告宪法起草委员会,要求以巩固国权为主义,制定民国宪法。

第一,只知其一,不知其二。曾先生说的不错,在蔡锷眼里,国权与民权并不是对立的两极关系,而是相辅相成的。但曾先生只是说对了一半。实际上,在蔡锷那里,国权与民权虽然不是互相对立的、互相排斥的关系,但是二者有主次之分,也有先后之别。众所周知,民国初年,为了中国“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蔡锷积极主张国家主义、国权宪法,大力倡导建立强有力的政府。他认为中国在当时内则国穷民贫,外则强邻逼视的情况下,“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苟国家能跻于强盛之林,得与各大国齐驱并驾,虽牺牲一部之利益,忍受暂时之苦痛,亦所非恤。国权大张,何患人权之不伸”。很明显,国权与民权,在蔡锷眼里是相辅相成的关系,但二者有主次,有先后,他主张国权高于民权和人权,国权先于民权和人权。而这一点与“此击椎生”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中所表达的“无主权即无国家,无国家即无人民?纵有人民,亦不能自家其家,身其身,而只供他人脔割戮辱”。“国家之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幸福;虽欲为人民谋幸福,必先为自己本体谋生存发达”等观点如出一辙,毫无二致。

1913年3月,唐绍仪内阁原司法总长、国民党理事王宠惠撰写的《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书由上海南华书局出版,并于4月在《宪法新闻》杂志上连载。王宠惠坚持主权在民的立宪思想,在此书的“宪法草案”第一章“总纲”的第二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并附加说明:“此条确定主权之所在,与《约法》第二条同。共和国之主权,当然属于国民全体。民国既为共和国,则此条本可不必加入,但主权在国民,乃共和国最要之原理,不妨特为规定,使国民晓然于共和之所以为共和,全在此点。”

第二,大惊小怪,少见多怪。曾先生在上文中还说:蔡锷既然认为“‘人民即一国之主人翁’,立于国家‘最高无上之地位’,甚至说自己‘亦缔造民国之人,宁不思为民权之保障’?
怎么可能发表国家‘主权之所在’,‘不应属于人民’如此绝对而又与自己历来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笔者以为,曾先生之所以产生上述困惑,是因为曾先生把不同语境的语言混为一谈,从而迷失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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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知道,不同的语境有不同的语言。以孙中山为例,1912年3月辞临时大总统之职前,孙中山坚决主张建都南京。但后来他又说,“至首都地点,宁、鄂两处最好,无已,则宜在开封。”还说:“鄙意以为无论建都何处,皆较为妥善,如南京、汴梁、西安等处,均有建都之历史。”又如,1912年9月28日他在总统府欢迎宴会上宣称:“袁大总统为吾国为最有政治经验之人,对于军事上经验尤深,倘使袁大总统当国十年,讲求内政,办理外交,民国前途庶几有豸。”说完,他还带头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他曾对别人说:“袁总统才大,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必可练兵数百万。”他还希望全体国务委员“辅佐袁大总统,以奠民国初基”。但不到半年,宋案发生之后,孙中山却称袁世凯为“祸魁”,并请求参议院“同向袁氏说以早日辞职,以息战祸。使袁氏执拗不听,必欲牺牲国家与人民以成一己之业,想诸公亦必不容此祸魁。”如果我们不注意语境分析,按照曾先生的逻辑,就会得出曾业英式的困惑:孙中山既然认为“袁大总统为吾国为最有政治经验之人”,“予极盼其为总统十年”
,甚至带头高呼:袁大总统万岁!怎么可能不到半年就发出袁世凯为“祸魁”如此绝对而又与自己半年前主张背道而驰的言论?

王宠惠(1881.10.10.-1958.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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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蔡锷不以为然,即于7月以击椎生之笔名在其任名誉会长的云南政见商榷会机关报《南针》杂志上发表《读王君亮畴<中华民国宪法刍议>》一文,批评主权在民观点,阐述其主权在国理论,以为其国权宪法张目。

孙中山

蔡锷指出,主权在民说有六谬:第一,“主权在民”在理论上说不通。指出:“国家由土地、人民、主权三要素而成,若以主权属之人民,国家已缺主权之一要素,无主权即无国家,又安有人民?……纵有人民,亦不能自家其家,身其身,而只供他人任意脔割戮辱之明证耶。而况云主权属于人民,又安不可云主权属于土地,人民属之主权乎?政治棼泯,论理矛盾,莫斯为甚。”第二,“主权在民”在实践中易导致国家利益之牺牲。蔡锷认为,“若主权属于人民,则人民因谋自己之利益幸福,可以牺牲国家。究之覆巢之下,岂有完卵,又安见其能煦煦相乐耶?”第三,“主权在民”在实践中难以操作。蔡锷认为:“主权惟一不可分”,而“人民全体数万万,以惟一不可分之主权,固万不能割裂而散寄于数万万之各个人,即寄托于国民总会。而国民总会集合全体之构成,又岂今日所可易言哉!”第四,“主权在民”有反国家性质。蔡锷认为:“国家有永续进行性,使主权属于人民,其将使全国人民直接行使主权乎?则以棼而乱。其将使代表间接行使之乎?则今日所谓国民代表之议会,常有时而停闭。二者均有反于国家之性质。”第五,“主权在民”容易引起争权夺利,影响国家的稳定。蔡锷认为:“使主权属于人民,则人各以主权者自命,无论其对于政府将仆隶而轻蔑之、挟制之,且时揭竿而起,变生不测,其祸伊于胡底。即其相互之间,亦各得挟其主权之作用,相侵犯而无有宁期”。第六,“主权在民”的“民”的范畴不清。蔡锷认为:“现今各国选举制度,无论其采取普通选举制与限制选举制,而于未达一定年龄者,有精神病者,及剥夺或停止公权者,务必有一部分人民之除外。而此除外之各个人,莫非一国之国民。此等除外之国民,既无寻常选举权,又安有最高主权?”总之,在蔡锷看来,主权在民说“既属理想之谈,且多矛盾之弊”。

曾先生作为民国史研究专家应当知道,1913年民国正式宪法制订前后,一些受“大一统”思想长期熏陶的知识分子,鉴于晚清以来,国家主权丧失,国家地位沦落,人民因之备受歧视的惨痛历史,目睹革命以来,各省都督专权跋扈,中央政府被架空,中央权力萎缩、行政效能低下,导致内之社会动荡,秩序未立,省界严重,党见纷歧,建设之事无从谈起,富强更是渺茫;外则列强未予承认,蒙藏危机迭起的现状,纷纷高唱中央集权,主张建立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当时被称为“国权党”的民主党、共和党、共和统一会、统一共和党、中华共和促进会、国民共进会等党派,纷纷揭橥统一、中央集权、国家主义、强固政府的旗帜。他们所谓的“人民”是指人民之整体,而非指任何个人或部分;他们所谓“民权”主要指人民的公权,即人民的参政权,在实际政治实践中又指国会与各级地方议会的权力;他们所谓的“国权”指的是中央政府的行政权力,首先是总统的权力;他们所谓的“国家利益”主要指国家和民族的强盛,即国家能“竞胜于外”,同时能“整齐于内”。他们往往把国家利益与人民总体利益、国权与民权对立起来,指责临时约法扩张参议院权力而对总统权力限制太严,鼓吹中央集权,主张建立强有力的政府,扩大总统权力。于是,一时间在社会上“集权之声直成一般舆论”,而“强有力政府”五字“几如天经地义至不可侵犯”,成为“一种最有势力之言论”。

在批评王宠惠主权在民观点的同时,蔡锷提出了其主权在国的主张。他认为,国家主权是随着国家的产生而产生的,是国家的根本属性,与国家如影随形,密不可分,“无主权即无国家”。因此,“主权之所在应属于国家,不应属于人民。”在他看来,
“国家之目的,在于为人民谋幸福;虽欲为人民谋幸福,必先为自己本体谋生存发达。使主权属于国家,则国家因谋自己之生存发达,可以敌国开战,而牺牲人民之生命;可以公用征收,而牺牲人民之财产。牺牲人民以巩固国家,即人民亦与有幸福焉。”因此,“欲谋人民之自由,须先谋国家之自由,欲谋个人之平等,须先谋国家之平等。国权为拥护人权之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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