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星]美高梅娱乐场网站彻底改革现行的户籍制度,为中国人民造福

发布时间:2019-06-22  栏目:美高梅历史  评论:0 Comments

  现行户籍制度关系到全体人民的几乎所有的基本权利。从衣食住行、婚丧嫁娶,到生儿育女,求学、求职,还有调动工作、移民、出国定居;从人们的社会身份认同、社区的成员资格认定,到档案管理和行使社区政治参与的权利等等,我们几乎无时、无事不受到户籍制度的制约。由于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比较多地具有限制、管理、管制和区分居民身份等级等方面的功能,而比较缺少国民权益保障、社会服务、社区自治和居民参与的内涵,因此,长期以来,它在给人们提供了一定的身份证明和某些有限的社会保障的同时,也较多地限制了人们在日常生活里本该享有的诸多权利,诸如选择居住地和迁徙自由的权利;它在给人们带来一定的安定感的同时,也给人们带来了很多的束缚和不便。由于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中国社会变迁,明显地具有社会生活民主化的大趋向,因此,它和现行户籍制度的冲突也就在所难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人们呼吁的户籍制度改革自然就具有了鲜明的时代性。

  二、对户籍制度的认知和户籍制度改革的争论

  中国现行的户籍制度,以旧时的计划经济体制为背景,具有计划经济体制条件下社会公共管理和社会控制制度的一切基本特征。它把人只看作是简单的生产要素,试图僵硬地把人规定或组合进一个彻底被人为计划的社会经济体系之中。例如,政府曾经按照户籍实行过基本生活资料的配给制,尤其在物资短缺时期,通过户籍控制消费的此种功能也就分外明显。再比如,实行农村和城市户口的划分以及严格控制户口在城乡之间转换与跨地区的迁移,正如很多学者业已指出的那样,在一定程度上,乃是为了把农民稳定在农村和土地上,以便政府能够迅速地推进国家早期和初级工业化的战略进程。但是,这样的制度设计,是以亿万农民为牺牲的,它使广大农民的居住、迁徙、受教育、选择职业以及生产经营活动等基本权利,都受到了极大的限制。它不仅严重地造成了国民身份在事实上的不平等,而且还使得中国社会的城乡差异扩大并趋于失衡,使中国在都市化发展进程中长期延缓迟滞,至今后果犹存。可以说,中国人民已经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个制度一天不改革,人们就还将继续为此付出更多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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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些年来,有关改革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呼声越来越高了,各地改革户籍制度的具体实践和尝试也陆续有若干政策措施出台,并取得了不少值得重视的进展。这可被看作是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深刻变迁的又一个极其重要的侧面[1]美高梅娱乐场网站,。

  户籍制度如果仅仅是一个制度性的歧视问题,我们既然有强有力的政府,那为什么不可以就一纸文件宣布取消了呢?难道政府希望维持一个对农村居民歧视的制度?实践告诉我们,户籍制度的形成和改革,远远比我们所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20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中国人民的社会生活在改革开发的历史大潮中发生了渐进、但也是不可逆转的变迁,社会生活的诸多变动很快就导致了对现行户籍制度的强烈冲击。已经有越来越多的人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户籍制度在现实生活里的实际状况和诸多问题,人们也几乎是不约而同地从一开始就形成了一种基本共识,那就是现行户籍制度的改革势在必行。可以说,在当前的中国,还没有任何一种社会管理制度能够引发如此之多的不满和要求改革的呼声。

  要对户籍制度进行改革,其中一个必要条件就是对它的本质、存在依据和条件,改变的动力和机制,所产生的问题与危害等一系列理论和实践上的问题有深刻的认知,只有在此基础上才能够产生解决户籍制度问题的社会共识、社会行动与社会政策。

  社会生活民主化与户籍制度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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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户籍制度是中国一项涉及全体人民的切身利益和中国社会生活之基本形貌的具有根本重要性的制度。中国现行户籍制度的基本出发点,其背后隐含的意识形态理念的属性,其意义、功能、结构和变迁,其在当代面临的各种迫切需要改革的问题,当前正在和将要持续展开实施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方向等等,所有这些都是非常急切地需要学术界予以深入探讨的重要课题。由于对户籍制度的认真研究是当前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重要前提,户籍制度的改革又涉及到全体中国人民的基本权益和幸福,因此,探讨当代中国户籍制度问题的学术价值和社会意义,是无论怎么说也不算过分的。

  首先,当国家选择了计划经济的体制,选择了单一的公有制,并承诺代表工人阶级利益,保护全体劳动人民利益,而国家又不可能把推进工业化所必须的社会福利和保障覆盖到全体国民的情况下,实行多元化的有限公有制,即把社会福利与社会保障按区域、按所属层次、按核算单位分解开,形成有差别的社会保障制度就成为必然。差别的含义就在于,公有制是单一的,但在产权上并不单一属于国家,或单一属于“全民”,而是属于不同层次、不同区域、不同社区的群体。就社会保障的角度看,我国几乎不存在覆盖全体国民的“全民”所有制或“全民”公有制。但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只有这样有限边界内的公有制,才能保证以计划经济的方式推进工业化建设。其次,新中国计划经济体制的确立,形成公有制对资源的垄断,导致原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资源价格、组合、分配、物流发生根本性的结构变化,其直接的反映就是对市场供给与就业的影响。1953年,我国实行对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该项政策的核心要点是要保证对城市的粮食供给。然而,取消粮食市场反而造成粮食供给短缺,并进一步恶化了城市粮食供给,可以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是我国城乡户籍制度走向分割的第一步,同时也是最实质性的一步。1956年国家大力推进高级社以后,原本可以在农村从事大量非农小私有经济活动的人口,被挤向了城市。而城市大规模公有制经济的推行,特别是服务业的萎缩,又恰恰缩减了广泛的就业机会。这两方面的逆向调节,使得当时的人口问题迅速激化,加速了城乡户籍分割和户籍迁移设限政策的出台。

  在任何国家里,户籍制度或相关的户口登录及人口管理制度,都是其最基础的社会控制和社会管理的手段,同是,也是任何一个政府制定和实施各项社会公共政策的基础性依据。户籍制度和该社会的其他诸多制度之间形成密切的关联,因此,户籍制度的实际影响,非常广泛地涉及到该社会的经济、政治、意识形态、社会政策、人口、社会心理等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可以说,户籍制度的属性及其运行状态,在相当程度上可直接反映国家体制的属性,反映出国家与社会以及政府和人民之间相互关系的状态。因此,对户籍制度进行严肃认真的学术研究,对现行户籍制度的背景、属性和功能以及对其制度变迁史的分析,乃是我们观察、理解和认识当代中国社会的结构、问题和变迁走向的一个极其重要的切入点。

  

  中国当前实施的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走向的现代化进程,必然带来社会生活的进一步民主化,与此相关联,人们对僵硬的现行户籍制度的体验,自然会积累起更多的挫折感和不满,从而促成因户籍制度改革而导致的实质性的社会进步。我相信,户籍制度改革既是中国当前社会生活民主化的迫切要求,又是这个进程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户籍制度改革无疑将带来更大的社会发展和人民生活品质的提升,改革的关键性前提在于必须对户籍制度的属性和职能进行全面的重新定义,凸现其社区服务、社会保障和社会公共政策实施之基础的属性,只有这样,我们才能逐渐使户籍制度最终被改造成为一项可造福于人民的制度。

  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1994年后的财政分权改革,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税收划分模式发生了变化,但其支出责任并没有改变,依然沿袭了计划经济的特点,地方政府仍然要承担提供本辖区内户籍居民的基本公共品供给责任,如本地区的行政人员开支、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基础设施建设、城市建设和支援农业建设等支出。由于中国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发展过程中采取了“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不平衡发展战略,使得不同地区之间和城乡之间原来计划经济时代相对比较一致的地区和单位差异在市场经济时代被放大了。并且,在资本稀缺的条件下,伴随着资本的积累,差距在不断地扩大,使得户籍制度的身份不平等的弊端在市场化过程中更加显露无遗。

  现行户籍制度的另一个重要特点,乃是曾经多少具有阶级斗争的意识形态背景,其目的除了使政府能够全面地掌握和管理所有的国民之外,还特别地内涵着要把一切可能的敌人或反对者无一遗漏地全都牢牢地予以控制的设计构想。在20世纪长期的战乱结束之后,政府迅速地建立和完善全面的户籍登记和管理制度,当时这对于维护社会的长治久安和基本稳定具有显而易见的必要性。但是,长期以来不断扩张甚至极端化的意识形态因素,却把最初只是具有一定针对性的和后来通常所谓的户籍行政,诸如登记与管理之类的工作,不知不觉地变形为接近于阶级斗争和群众专政的一种工具,并逐渐将其延伸扩展成无所不包的全面而又僵硬的社会控制手段,从而极大地弱化了户籍制度原本同时还可能作为社区服务、社会保障、居民自治等多方面的功能和属性。显然,这样的户籍管制是以很高的社会成本和昂贵的价值代价才获得暂时稳定的。很久以来,它所解决的问题已经远不及它所导致的问题更多和更尖锐了。

  我们今天在社会生活里于户籍方面遭遇到的诸多困扰,意味着这个现行制度已暴露出越来越多的弊端。现行户籍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除了对国民身份做了不公正的等级界定,某种程度上甚至成为有关职业、地域和身份性歧视的制度性基础之外,再有就是它的立足点和出发点还是较多地偏重于限制和管制,而较少服务和方便公众的属性。

  总之,户籍制度是从计划经济而来的,户籍制度是历史的产物。为什么要改革它?现实要求就在于它与中国改革后市场经济的发展越来越不相适应。从社会伦理正义来讲,它与共同富裕、社会公正、公民权利等一系列社会进步发展的要求和社会主义宗旨、本质不相符合,与中国已签订的国际公约和一系列成文法律相抵触。(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户籍制度的内在逻辑形成于封闭内生工业化的计划经济发展战略。新中国刚刚成立的时候,国家并没有限制不同区域人口的自由流动,没有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的流动,但由于社会制度的重大变迁,使得全社会的生产结构、收入结构、消费结构,均发生了重大变化。据统计,从1954年到1960年,全国人口的迁入、迁出的发生率,高达35‰到50‰,绝对数波动在2000万到3000万之间。而当时的城市总人口只有6000万到8000万。就城市的就业来看,当时的产业工人只有600多万人,失业人口在400万人左右,而在此期间每年涌入城市的人口高达500万人以上。面对当时我国历史上突然出现的人口流动大潮,政府被动地出台了一系列限制农民进入城镇的文件。1953年4月17日,政务院公布了《关于劝阻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盲流”一词由此出现;1954年3月,内务部和劳动部发文《关于继续贯彻劝止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指示》;1956年12月30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1957年3月2日,国务院公布《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补充指示》;1957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联合发文《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由此可见当时农村人口向城市流动问题的严重。1958年,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91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户口登记条例》之前,公安部长罗瑞卿就这一条例草案做了一个说明,其中第二部分专门讲“关于制止农村人口盲目流入城市的问题”。这一说明当中明白地表述了政府当时所遇到的实际问题,罗瑞卿讲:“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方针,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发展工业和发展农业同时并举。无论工业生产和农业生产,都必须按照国家统一的规划和计划进行。因此,城市和农村的劳动力,都应当适应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进行统一的有计划的安排,既不能让城市劳动力盲目增加,也不能让农村劳动力盲目外流。”这段话可以很好地用来解释我国城乡分割型户籍制度形成的内在逻辑,或者说是逻辑的起点。具体来说,大致表现为以下两个层面:

  如何在城乡户籍制度改革上有所突破,如何破解这一计划经济遗留下来的制度性难题是理论和实践上都不能回避的、迫在眉睫的问题。本文首先在总结户籍制度的历史变迁的基础上,梳理了户籍改革所面临的难题和困境;其次讨论了目前各地所进行的户籍制度改革的做法,特别是重庆户籍制度改革的理论与实践,并此基础上进行了分析和评述;最后归纳总结了当前户籍改革的路径、方式和方法以及所取得的经验,并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城乡户籍制度是目前在我国被普遍批评的一种具有福利身份区隔和歧视性的制度。这一制度制定并形成于我国的计划经济时期,同时也被认为是“二元经济结构”的最显著标志之一。对于户籍制度改革的共识也是众多改革之中最为充分的。但是改革幅度很小,至今尚未大规模起步。同时它也是近年来如此众多的改革领域内对改革目标、方向与路径,认识最不统一,被利益绑架最深,最缺乏改革动力的一个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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