浙江社科网

发布时间:2019-06-22  栏目:美高梅历史  评论:0 Comments

  一

中国村落成为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对象,是在20世纪以后。按其研究方法及视野的推进过程来划分,大概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及相对应的三种范式。“范式”主要是指一个研究领域中的基本预设、研究方法和价值立场。对中国村落研究范式进行回顾与反思,对推动中国村落研究进一步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史中,莫里斯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无疑是一位重要人物人类学中国研究的宗族模式正是在他手中正式形成的。虽然在他之前,宗族就曾引起葛学溥(D.
H.
KulpⅡ)和胡先缙等学者的关注,但身处战后理论更替潮流中的弗氏敏锐地看到了这一现象的理论价值,把关于宗族的研究推向了这一领域讨论的前沿,并构造出从宗族组织认识中国社会的理论模式,对后来者影响至深。该派的后起之秀裴达礼(Hugh
D. R. Baker)和王斯福(Stephan
Feuchtwang)在他们合编的纪念弗里德曼的论文集的前言里就评论道:如果说费孝通、林耀华和田汝康开启的是中国本土社会学中的受英式训练的人类学路线的话,那么弗里德曼、华英德(Barbara
Ward)和斯泼林克尔(Sybille van der
Sprenkel)的研究就是在英国的人类学和社会学领域开启了一条中国路线①。

具体村落——结构功能主义研究

  在英国社会人类学界,弗里德曼以研究华人和犹太人而著名,雷蒙德弗思(R.
Firth)爵士对他的评价是:尽管在具体方法上有些固执,但确是一个君子博学的绅士。②他的美国同行施坚雅(W.
Skinner)则将他的学术生涯分为四个时期:

将中国村落作为学术研究对象,始于美国葛学溥1925年出版的《华南的乡村生活——广东凤凰村的家族主义社会学研究》。在该书中,葛学溥全方位地描述了一个华南村落,内容涉及凤凰村的人口、经济、政治、教育、婚姻和家庭、宗教信仰和社会控制等方面,并运用功能学派的观点分析了宗族结构及社会意义。随后的20世纪30至40年代,一批受过西方社会学、人类学学术训练的中国学者,加入对中国具体村落研究的阵营,如费孝通之于开弦弓村,林耀华之于义序和黄村,杨懋春之于台头村,许烺光之于喜洲等。虽然细节不一,但他们无一例外对当地生产、土地、宗族、婚姻、教育等文化现象进行了详尽分析和研究。他们将具体村落作为研究对象,其逻辑背后,是将村落当作是中国社会的缩影,并试图通过村落研究认识整个中国社会。这一阶段的中国村落研究,虽然由西方学者发其端,但其能引起中国学者的强烈响应,与当时中国学界要求关心普罗大众的学术界思潮及“乡村建设运动”热潮紧密相关。随着“西学”传入中国,西方社会学与人类学为研究乡村提供了社会人类学的功能主义研究方法与乡村社区研究的范式。费孝通、林耀华、杨懋春、许烺光等人的村落研究无疑打上了社区——结构功能主义方法的时代烙印。正如王铭铭所指出的,这一时期以村落为主的社区研究,“受功能主义社会学和人类学的影响,‘社区’被当成一种方法论的单位加以研究,它的意义在于一种供人类学者借以窥视社会的‘分立群域’,从事此研究的学者相信,透过社区,可以了解中国整体社会结构”。这种以“小村落”反映“大社会”的思路在得到不少学者肯定的同时,也遭到了诘难和挑战。

美高梅娱乐场网站,  (1)以弗里德曼在新加坡的研究开始,重心在于中国的家庭和婚姻,还包括一些在中国法律、宗教、社区组织方面的探索,主要作品是论文《新加坡华人的婚姻与家庭》。(2)从五十年代起,他将注意力从东南亚华人社会转向中国东南部。《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就是这一时期的作品,他在人类学中国研究中的地位也正在这一时期得以奠定。(3)从1963年开始,他的研究从海外华人和文献档案重新转向了实际的田野观察,他与他的学生裴达礼等人在香港新界和台湾所做的田野工作,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广度上都突破了1949年前同行们在中国大陆进行的人类学调查。这一时期他的主要作品有《中国的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③,发展出了一套在作为一个田野工作者的人类学学者和作为一个书虫的人类学学者两种角色之间自由转换的精细技巧。(4)他生命的最后一段时间则可划为又一个时期,此时弗里德曼把大部分精力放在汉学人类学史的研究上,可惜直到他逝世也没有来得及完成一部这方面完整的著作。④

宗族与市场——弗里德曼和施坚雅的“超越村落”研究

  二

20世纪50至70年代,国内关于中国村落的研究因各种原因暂时中断,这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主要出自西方学者。如上文所示,此前的村落研究中,经常采用的分析性概念是“社区”。其创始人是英国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在其所著《西太平洋的航海者》中,他将太平洋特罗布里恩德群岛的调查经验称为“民族志方法”,这种方法传到中国后,就成了所谓“微型社区研究法”。与马氏所研究的相对简单的原始部落社会相比,中国村落所处的背景显然复杂得多——历史悠久、地域广阔、民族众多,并有着高度的文明等。用研究简单社会的方法来研究高度文明的社会,将中国村落当成中国社会的“缩影”,显然存在理论适用性的问题。

  马林诺夫斯基和布朗都曾对人类学的中国研究寄予过厚望,认为在对一个历史悠久、历史文献浩如烟海的文明的研究中,人类学可以实现从对原始社会考察转到对文明社会的考察这一转向,进而带给这一学科新的生机。但他们对具体的研究方法或言之不详,或搬用研究原始社会的太平洋模式,在二三十年代的中国人类学界,英国功能主义受到很多学者的推崇,这一时期写就的民族志作品大都把注意力放在一个微观社区(如布朗提倡的那样,多半是一个自然村)的运行与整合上,研究方法以传统的田野参与观察为主,虽然也有学者(如费孝通)提出在中国这样有着悠久历史的文明社会中,历史和文献研究必不可少,但限于当时的理论局限,并未能真正付诸实施。这样,正在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的中国社会在当时的人类学作品中就相对显得过于安详和平顺了。1962年,弗里德曼在《社会人类学的中国时代》一文中对以往的研究进行了总结和检讨,他认为传统的社区研究方法忽视了城市和历史变迁的影响,便利固然是便利,却不利于对中国社会的总体把握,从而造成了在中国的研究当中人类学力量的薄弱。他认为在田野工作这一看家本领的基础上,应当对现有历史学、社会学的方法和成果加以借鉴,从而达到对中国这一复杂社会的全面认识。⑤

最早对社区研究方法提出批评的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其代表作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和《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他注意到福建和广东的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他还将东南沿海宗族组织的发达,及其在地域社会中的功能,与该区域远离政治中心联系起来。可以看出,其对村落及宗族组织的论述,远远超越了作为微型社区的村落。限于当时条件,他不能到实地去调查,也许正是这种研究视角,反而使其能“超越村落”,从更宽广的视野看待中国村落和社会。1962年,他在马林诺夫斯基的纪念会上指出,研究中国的人类学者必须把自己的注意力放在社会整体之上。

相关文章

留下评论

网站地图xml地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