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一)

发布时间:2019-05-25  栏目:美高梅律法  评论:0 Comments

  1969年1月,15名北京知青来到梁家河,其中包括习近平在内的6名知青分在二队。这6名知青,最初全都挤到张青远和刘金莲夫妇家的一孔窑洞里,在一个铺炕上睡觉。不到一年,他们又搬到吕侯生家的窑洞里住。后来搬进了新挖的知青窑洞。一开始,队里派人专门给知青们做饭,灶房设在张卫庞家的窑洞里。离开梁家河前,北京知青只剩下习近平一人,他又在张卫庞家搭了将近一年的伙。

《习近平的七年知青岁月》选载(一)

  这一组访谈,通过张卫庞和两位房东吕侯生、刘金莲的讲述,我们可以走进当年,看看习近平是如何与梁家河村民融合在一起的,他又是怎样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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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访对象:梁家河村民张卫庞、吕侯生、刘金莲

  1969年1月13日,我们八一学校20多名同学,背负行囊,与北京市其他学校的知青同乘一趟知青专列奔赴陕北延安农村,开始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历程。

  采访日期:第一次2016年2月27日,第二次2016年12月29日

1968年底我们办理去陕西延川县插队手续时,按规定需要先到学校提出申请,携带学校证明去家庭居住地派出所把自己的北京户口注销,然后再回到学校凭户口注销证明领取北京市革委会发给我们几十元钱插队购置费。这个钱并没有完全发到我们手里。学校同行的有一部分知青家里比较困难,学校革委会就扣出一部分钱集中给他们买东西。

  采访地点:陕西省延川县梁家河村委会接待室、刘金莲家

按实际年龄,近平那一年还不满16岁,还没有到该去插队的年龄。他是1953年6月出生的。我们初67届的同学,大多都是1951年出生。近平比我小两岁,但因为早上一年学,只比我低一个年级,是68届初中生。

  “再糙的饭近平也吃得香,再穷的人近平也看得起”

我办离京手续时遇到了近平。当时,我到八一学校革委会办事组办公室,把注销户口的证明交上去,负责人齐荣先老师很快把我的各种手续办好了。这时,近平走进来,说他也要报名去插队。齐荣先老师看上去有些吃惊,问道:“习近平,你怎么也走啊?”近平回答说是想走。齐老师说:“你还不到去插队的年龄嘛,你应该明年走,而且明年可能有留京当工人的名额。”那时谁都知道,留在北京生活上肯定要比去穷乡僻壤的陕北插队好得多,近平如果拖一拖,第二年再走,很有可能就留在北京了。但近平表示坚决要走,要离开北京。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到梁家河插队的时候,您和他在一个生产队,平时吃饭、劳动都在一起,请您讲讲您和习近平交往的事情。

出发那天,我们兄弟两个是自己背着简单的行李到北京火车站的,没让家人来送。近平也是独自一人到的车站,也没想到家里会有人来送他,他径直上了火车,和我们坐在一起。这时候有同学喊他:“习近平,你姐姐来送你了!”我们一看,是近平的姐姐桥桥来了。当时,火车站上到处是人,有送人的,有被送的,一片嘈杂。近平站在车厢中,桥桥大姐在车下隔着车窗望着弟弟。当时那种情况下,姐弟俩应该是百感交集,离别的心情可想而知。桥桥大姐把一包水果交给近平,嘱咐他一路小心,到了那边注意搞好生活,自己多照顾自己。近平点头答应着,但没有说太多的话。他站在车厢里,没有流泪,只是长时间凝视着他的姐姐。几十年过去了,桥桥大姐与我谈起当时的情景,近平在火车上的动作、眼神,她至今记忆犹新。

  张卫庞:近平到梁家河来,比我到梁家河还早一个多月。我之前是马家河乡庞家河村的,1969年2月,我成了梁家河的上门女婿,就到梁家河村来了,见到了已经在梁家河下乡一个多月的近平。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当时来的时候,近平他们二队知青一共六个人,都住在刘金莲家的一孔窑洞里;我也是二队的,他们做饭的灶房设在我家一孔窑洞里,队里派了人来专门给他们生火做饭,所以我们每天都一起吃饭,一起劳动,打交道挺多的。

我们是1月13日出发的。近平和我们几个都到了北京站,当时一看,好家伙!人山人海,挤都挤不动。有知青,有来送行的家人,还有维持秩序的警察、军人、车站工作人员,整个站台挤满了人。当时,我的父母都去送我了,但因为人太多,他们没能挤到前面去。

  我的老丈人叫张贵林,他是老共产党员,也是梁家河的老书记,从1935年到1960年一直都是梁家河的村支书,经过的事情多,在这个村里有威望。近平经常来我们家,找我老丈人聊天。

我们乘坐的“知青专列”能容纳1000多人。车停在那里等待出发的时候,我们心情还是很好的。有这么多人送我们,场面这么隆重,有点儿像去当兵的感觉,觉得还挺光荣的。可列车一开动,车上车下就是一片哭声了,不光女知青哭,男知青也哭。因为毕竟都是些十几岁的孩子,大多都没怎么单独离家出过远门。

  后来时间长了,慢慢接触多了,我们就熟悉了,彼此交流也就多了,关系越来越好。我没事就跑到近平的窑洞串门,找他拉话。我最爱听近平讲故事,我是个大老粗,啥都不懂,也没看过啥书,就会瞪着眼睛听他讲,一听就是大半晌,当时就觉得他讲的故事太有意思啦!现在我还记得他讲过《红楼梦》等等。有时候听的时间长了,到了吃饭的时间,近平就做下饭(陕北方言,做好饭),让我跟他一起吃。

多年以后,近平曾在一次访谈中回忆起当时出发的情景。他说:“在去延安的专列上,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9年的1月份,全部都哭啊,那整个专列上没有不哭的。就是我在笑。当时车底下我的亲属都说,你怎么还在笑啊?我说我不走才得哭啊,我不走在这儿有命没命我都不知道了,我走这不是好事吗?我哭什么呢?他们听后就破涕为笑了。”

  学习时报:习近平在您家里住过吗?

“知青专列”从北京出发,经过河南,过黄河大桥,沿着陇海线,一路到了西安。没换车,火车又开到了铜川。抵达铜川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了。

  张卫庞:没有。他在我们梁家河总共住过三个地方,第一个地方是刘金莲家,第二个地方是吕侯生家,第三个地方是村里的知青窑洞。近平两次搬窑洞的时候,我都过去帮忙了。搬窑洞的时候,才知道他的书可真多!

第二天很早就起床,吃过馒头、咸菜,之后就准备出发了。出发的时候,天已经亮了。一两百辆大卡车来接我们,那个卡车还不错,上面加了一个篷子遮风挡雨。我们把行李卷、箱子都放在车斗里面,人都坐在行李上,一辆卡车能坐二十几个人。近平和我上了一辆卡车。我们上车的时候,看到当时的情景壮观得很:前面出发的车在环山路上排成了长龙,黄土滚滚,铺天盖地。

  近平当我们村的支书时,村里的知青都走光了,就剩下他一个人了。他每天既要忙村里的事情,又要参加队里的劳动,根本顾不过来做饭、刷碗,就对我说:“我到你家里去吃饭,你看咋样?”我说:“行嘛!只要你不嫌弃我们家人口多嘛!”近平主动提出到我家来吃饭,我当然欢迎了,可心里又有些担心,我家里当时一共六口人:一个老人,我们夫妻两人,还有三个娃娃,我怕家里人多吵闹得厉害,怕近平吃不好饭。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近平把他每个月分的40斤粮都交到我家。在我们家吃饭的时候,我婆姨做什么,他就跟我们一起吃什么。他这个人就是这样——再糙的饭他也吃得香,再穷的人他也看得起。

一下子从繁华的首都来到黄土高原的山沟里,心理上很不适应。我们这些城里长大的青年,虽然在60年代初期也曾多次经过学军、农村劳动的锻炼,但即使是在农村参加“三夏”“双抢”支农劳动,也是由学校选择条件比较好的农村生产队,劳动时间很短。因此,最初对农村的认识,完全是从书本上得到的。1969年1月,当我们乘车前往陕北途中,就被沿途漫无际涯的光秃秃的黄土高坡所震撼,进入眼帘的尽是“穷山僻壤”,我们无法将眼前的情景与革命圣地、与自己的未来联系起来,竟有同车人怀疑司机是不是走错路了。到了公社和生产队,看到农民惊人的贫穷,心中诧异:“新中国成立已经十几年了,怎么竟还有这么穷困的地区和农民?”那时,我心中感到非常茫然和失落。

  就这样,近平在我家里吃了将近一年的饭,一直到他上大学离开梁家河。

农村过“四关”,实在不易。先说“跳蚤关”,我想每一位在陕北插过队的知青都有切身体会。刚到生产队的那几天,我们几名知青身上都莫名其妙起了又红又大的肿包,奇痒无比。由于不知道肿包生成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该如何对付。后来才慢慢知道是“虼蚤”咬的,随后也听说了不少有用的或无用的应对办法,比如,“不让猪、狗等牲口回窑”“喝本地黄土煮过的水”,等等。我们还从文安驿买了一大包“六六六”药粉,大量撒在炕席下以求驱赶跳蚤,但效果不彰。近平身体虽然好一些,但反应仍然很大。他身上的包又红又大,再加上挠破的血和感染脓渗出,看上去很吓人。为了尽快熬过“跳蚤关”,我们想了不少应对措施。首先是尽量保持窑洞里外地面的干净,尽可能经常扫地洒水,将窑里地面浮土扫干净,减少跳蚤出现的可能。另外就是在进入窑洞或上炕前抖动裤筒,把跳到身上的零星跳蚤抖掉。在窑洞里停留时尽量离开地面,减少地面上的跳蚤跳到腿上的机会。那时你如果走进我们的窑洞,常常可以见到近平、我,还有雷榕生挽起裤筒“圪蹴”(陕北方言,蹲)在各自的凳子上聊天拉话的滑稽情景,我们认为跳蚤跳得再高,也不至于从地面跳上凳子吧。此时如果梁玉明走进窑洞,会故意抖动裤腿,说自己身上有不少“虼蚤”带进窑洞,引起我们哄笑。这种情况持续了一年多。最终解决是搬到了大队为知青修造的新窑洞后,周围猪、狗等牲畜较少出现,同时我们的适应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说起来,近平在我家,还调解过我家里的矛盾。

至于“饮食关”,主要是粗粮多,我们不会粗粮细做,加上没有油水,肚子里总是感觉空空的。蔬菜很少,基本上是有什么菜下来就吃什么。那时候搞“以粮为纲”,蔬菜种得很少,土豆胡萝卜当家,由于不会保存,烂的、冻坏的不少,也不能保证充足供应。农民们吃的菜,主要是酸菜。他们一般在秋后腌上两三缸酸菜,有白菜、胡萝卜、洋柿子(陕北方言,这里的洋柿子是指青西红柿)等。这些腌菜缸放在窑洞里,窑洞的空气中弥漫着一种酸菜的气味。我们由于懒,借口“不会腌菜”就不腌,于是就没得吃。有时就向关系较好的老乡,如武铁锁、薛玉斌等要点酸菜吃。梁家河后队的老乡都很同情和理解我们这些知青,也从没有拒绝给我们“挖”一碗酸菜。印象最深的一次是1970年的四五月,长期没吃到新鲜蔬菜的我们喉咙中都“燥得冒烟”。这时正好碰上房东张马有家要将前一年的酸菜倒出来腾出酸菜缸清洗,准备秋冬再腌新酸菜。张马有的婆姨(陕北方言,妻子)
过来问我们要不要倒出的酸菜,给我们拿来了一大盆。我和近平感谢之后不由分说下手抓起酸菜大嚼,直到把那一盆酸菜全部消灭掉,才心满意足地舒了一口气。

  有一次,我因为一点小事跟我婆姨吵起来了。那次,我脾气很大,我婆姨也上来了倔劲儿。我俩闹得不可开交,谁也不服谁,谁也不给谁台阶下,咋也弄不好。这一气儿,我们就别扭了好几天。

再一个困难就是缺油。由于没有油,主食就吃得特别多。由于没有油水,也闹出不少笑话。近平说过一件“吃生肉”的故事,很多人向我求证,我回答确有其事,因为我也是此事的亲历者。1972年12月,福建莆田小学教师李庆霖给毛泽东写信反映一些知青生活困难问题。1973年4月,毛泽东回信李庆霖,并随信附上人民币300元,“聊补无米之炊”。1973年下半年,延安地区革委会作出决定,对当时仍在生产队劳动的知青每人补助200元人民币。于是我和近平共得到了400元生活补助。有了这些补助,窘迫的生活稍微宽裕了一些。1974年的春节,我们过了个肥年,买了大概几十斤猪肉。当时买的猪肉质量不错,感觉肉像玉雕一样整齐漂亮。我们那天包了些饺子,在准备煮饺子时近平说了个笑话,说在作家梁斌的小说《播火记》中有这样的情节,主人公之一运涛说他的愿望就是要用几斤猪肉包一个大饺子,一口咬下去,“能咬出个小牛犊来”。我们又说笑道,国外有一种很嫩的小牛肉可以用刀片成薄片生吃。这次买的猪肉质量很好,大概也可以生吃。我们俩哄笑着,真的用刀试着将其中一块冻得微微发硬的瘦肉部分小心片下来,你一片,我一片,蘸酱油膏吃。也许是饿的时间长了,肚子里没有油水,那一块生猪肉的瘦肉部分竟让我们吃完了。生肉吃完了,我们费了两三个小时包的饺子也在20分钟内风卷残云般吃光了。

  我和我婆姨虽然没当着近平的面吵过,但是他经常在我家吃饭,看到我们别别扭扭的,话也不说一句,互相之间瞅见对方都歪脖子瞪眼的,近平自然就有所察觉。

说到“劳动关”,实事求是地讲,我们刚到生产队时劳动积极性都不那么高。一是我们尚未养成劳动习惯,也不适应强度较高的劳动;二是一开始给我们评工分,一天只给6.5分。那时候队里一个强壮劳力一天的工分是10分。而知青的工分连一个婆姨都不如。如果早晨不出工,我们就只能挣5.2分。据了解,前一年(1968年)一个工(10分)分值只有1角1分。换句话说,我们劳动一天挣的5.2工分也就只值5.7分钱。一年工分1200分,就可以保全年粮钱,也就是只值十三四元钱。所以,那个时候的劳动积极性就高不起来。当然,时间长了,近平的思想有了变化,与老乡接触多了,劳动也习惯了,养成了吃苦耐劳的精神,工分也涨到10分了。

  他就问我:“卫庞,你跟你婆姨闹啥咧?”

——雷榕生、雷平生《“近平把自己看作黄土地的一部分”》

  我含含糊糊地说:“没闹啥……”

近平以前提到的过“跳蚤关”,这对我们知青来说,确实是非常难忘的记忆。陕北那个地方,像猫啊,狗啊,猪啊,这些动物身上都有跳蚤,它们没事都喜欢往窑洞里面跑,这样就把跳蚤传染给了人,人和人之间又互相传染。我们6个人在一个炕上睡,只要其中一个人身上有跳蚤,其他5个人也不能幸免。有时候我们生产队开会,甚至一个大队的几十个人都挤到一个窑洞里,实在挤不下,门口外面再坐几个。人挤人,人挨人,跳蚤和虱子肯定是要传染上的。

  近平说:“我也不打听具体啥事了。反正你们谁对就是谁对,谁错就是谁错,对的就坚持,错的就改。你们不用较劲,该讲道理讲道理。反正,卫庞你这人有挺多毛病,你该改的毛病你就要改。你婆姨这人可是相当不错,干净、利索、勤快,把家务活儿干得这么好,把家里人照顾得这么好,让你可是省了不少心,你还跟她吵,这可不行。”

跳蚤一咬,身上就起包,痒起来非常难受,抓来抓去的,皮肤就抓破了。但到后来,我们就习惯了,也学会了防治跳蚤的办法:烧一大锅水,把衣服烫一烫,衣服里面的跳蚤就都杀死了。

  我点点头说:“近平,你说的对,我应该跟她讲和。”

一开始,上厕所我们也不习惯。当地的厕所,就是在窑洞外面找个角落挖个坑,四周一挡,就是厕所了。厕所又脏又臭,冬天蹲在那里,寒风吹得人浑身哆嗦;夏天,蚊蝇到处都是,所以我们在那里,都养成了快速上厕所的习惯,方便完了就赶紧从厕所里逃出来。像我们现在这样,坐在家里卫生间的马桶上看书、玩手机,一坐就是半个小时,在当时是不可想象的。在陕北农村,洗澡也比较困难,淋浴当然没有。冬天,我们就只好烧点热水,拿毛巾擦一擦身上。天气转暖之后,我们6个人一起到沟里的水井旁边去洗澡,这样就省得把水担回来洗了。担水要走十几分钟,我们刚来,还不怎么会挑水,为了图方便,就到那口井旁边冲凉了。虽然穿着游泳裤,但是村里人笑话我们,说大小伙子还光腚,以后我们就再不好意思那么洗了。

  近平说:“讲和行!你主动找她拉拉话,没啥不好解决的。”

对于吃的东西,我们也很不习惯。不过,我们刚去的头两天,各自到老乡家吃派饭,伙食还可以。我们给老乡支付4两粮票和2毛钱,老乡尽量给做好的,把家里平时舍不得吃的都给我们做上。有玉米面馍馍,有豆面馍馍,这就已经是当时最好最有营养的食物了。老乡家里的小孩都看着我们吃,很眼馋。当然,这和我们之前在北京吃的伙食比起来差太多了。

  我们农村,不像城市里,城里人文明程度高,男人“怕”老婆,其实那不是怕,是平等,是尊重。但是乡下就不一样,特别是过去的农村,大男子主义盛行,男的不仅不会让着婆姨,还总是对婆姨盛气凌人,呼来唤去的,打自己婆姨也是常有的事儿。本来我琢磨着,我一个大男人,在家里一直是我婆姨她先服软。可是这回,近平既然找我谈了,我就想:“我俩与其这么僵着、等着,不如我先放下面子,跟她妥协吧!”于是,我找了个机会,跟我婆姨说话,我婆姨挺聪明,见台阶就下,她也就理我了。我跟她谈了谈,把话说开了,矛盾就解决了,事情也就过去了。其实,根本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就像近平说的“没啥不好解决的”,而且近平也提醒我要改掉自己身上的毛病,比如脾气不好,比如爱喝酒。我以后对这些方面更加注意,家庭关系一直很和谐,以后再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

后来,我们在自己的灶上吃,伙食就更差了。当时我们十六七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每天吃野菜团子、黑米糊糊、玉米糁子这些非常粗糙和难以下咽的粮食。有时候,我们能吃上小米饭,这就算是最有营养的了。但小米饭太干了,感觉没法吃,一嚼起来满嘴窜,咽不下去。我们经常吃不饱肚子,晚上睡觉的时候,躺在炕上,我们就聊吃的,越聊越饿。

  学习时报:你们每天都吃什么饭?

到了春节,生产队为了欢迎我们,特意弄了几桌好吃的,并且让全村人都来吃。那顿饭真不错:有八大碗,有各种菜,还有炸酥鸡。那顿饭吃的香得不得了,我们都惊叹:陕北咋还有这么好吃的东西?

  张卫庞:每天早上就是做团子,团子是用玉米面和糠做的。下午就是面,有时候是豆子面,有时候是高粱面。麦子面七八天才能吃一回,当时就是缺少这东西嘛。

正月十五过完了,整个村子里大部分人都走了,梁家河就剩下一些老弱病残。我们当时还奇怪,人都哪里去了?很快,我们就知道了:大部分人都出去要饭了,从这里走到铜川、西安,沿路乞讨。

  学习时报:吃饭的时候有菜吗?

我们了解这个情况后,非常震惊,心里也很不是滋味。梁家河的老乡,自己肚子都吃不饱,甚至还出去要饭,却没有亏待我们知青。这些事情,加深了我们对这片土地的了解,增进了我们对父老乡亲们的感情,更促使我们进一步认识社会的现状,加深了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认识。

  张卫庞:有酸菜嘛,近平那次回来后就说,很久不吃梁家河的酸菜还很想吃呢。

石春阳的父亲给我们做了一段时间饭后,我们就开始自己做饭了。我们知青有国家补助粮,每个月四十四斤原粮,其中有玉米、小米。我们把玉米磨成玉米碴子煮着吃,有时柴烧光了,玉米碴子还没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得吃夹生的。没有菜,大家就让我去跟老乡要点酸菜,我就硬着头皮去要。因为陕北很缺菜,老乡也很困难,他们的酸菜都很少,但是我们知青去要,他们还是会给一些,有时候能给一小碗。我把那一小碗酸菜端回来,我们六个人一人分一点,就着半生不熟的玉米碴子吃,勉强把肚子糊弄饱。

  学习时报:酸菜是用什么做的?

近平后来在访谈中回忆起酸菜,他说:“长时间吃不到酸菜,还挺想。”这就是那个时候留给我们的特殊记忆,因为那种条件下能吃到一口酸菜,已经是非常幸福的事了。

  张卫庞:就是白菜和黄萝卜,切碎之后腌上它,酸的嘛。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学习时报:是一年到头都能吃到酸菜吗?还是有的时候才能吃上?

一开始觉得很不适应,我们毕竟都是大城市里长大的,觉得陕北农村的生活各方面都太艰苦,太原始,什么都不方便。现在我倒是觉得,年轻人多吃苦,多体验,对成长有很大好处。

  张卫庞:酸菜基本能吃半年,从9月份开始一直到第二年的三四月份都没有新鲜蔬菜,就吃酸菜嘛。等有新鲜蔬菜的时候就不吃酸菜了。

讲到生活方面不习惯的地方,我就想起以前我在电视上看到近平接受采访,谈到“过五关”的时候,一讲到“跳蚤关”,我就笑了。这是一种会心的笑,只有我们这批人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让我想起我们当时所经历的“磨难”。近平讲得非常真实,没有经历过那种生活的人,说不出来这些细节。

  学习时报:当时能吃到什么蔬菜啊?

我们刚到陕北,身上就开始长大疙瘩,那时候都不知道是跳蚤咬的。这种包比蚊子叮得还严重,我们用手反复地挠,挠得多了就挠破了,流血。当时的被子都不像现在,是没有被罩的,我们的白色被里上粘得都是血点。身上的这些包,挠破了就疼,不挠破就特别痒。我们问村民,他们也说不明白怎么回事——当地人都没有这个毛病,北京娃娃来了怎么就得这种病呢?

  张卫庞:就是黄瓜呀,洋柿子(陕北方言,西红柿),茄子,辣子,都是个人种的,不掏钱。

有些知青就往家里写信,也没有说明白,就说身上总是起很痒的大包,家里回信就猜测说,可能是水土不服吧。到了后来,我们才发现是跳蚤咬的。在陕北农村,家畜家禽的身上都有跳蚤和虱子,窑洞里四面都是黄土,地面不像现在铺地砖,当时都是压实了的黄土地面,跳蚤在里面很容易滋生、繁殖。而当时的生活普遍贫困,北方农村的老乡,一年到头也不洗澡,冬天穿着大棉袄、大棉裤,棉衣的缝里面都是虱子、跳蚤。后来我们告诉老乡,我们身上起的包是跳蚤咬的,他们还不相信,不停地说:“我们咋没事呢?”其实,他们在这个环境中已经适应了,身体对虱子、跳蚤的毒素已经有了免疫力。

  学习时报:当时炒菜有油吗?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张卫庞:那时候油太少了,基本上就没啥油,就把山上的杏摘下来,把杏核砸开,再把里头的杏仁压碎,锅烧热后倒进去炒一下,就算有点儿油,炒菜就用这东西。

当时插队的时候,近平这个人比较沉稳,抗压能力比较强。这个抗压,指的可不仅是生活上、体力上的压力,更是心理上所要经受的巨大压力。

  学习时报:您后来和习近平还有联系吗?

近平的父亲习仲勋同志受迫害、挨批斗,被下放到河南,母亲当时也过着受审查的生活;而近平本人,成分是“黑帮子弟”,这样一来,我们知青的两大出路——征兵、招工,对他来说都几乎不可能实现。所以,他要承受着比我们几个都大得多的心理压力,也面临着比我们几个大得多的困难。

  张卫庞:近平走的时候,送给我两条棉被,两件大衣,还有一个针线包。这个针线包是近平来插队时,他妈妈给他做的,上面绣着三个字“娘的心”。在那个年代,没有钱买新衣服,身上的衣服都是缝补了一层又一层的,针线包可以装一些针线用品,是必不可少的。可不像现在,新衣服都穿不完,没有谁还穿有补丁的衣服。

我们家里给我们寄东西、寄钱,而近平家里因为这种情况,明显对他的“支援”就比较少。但是,近平这个人不愿意对我们说他自己的一些困难,也从来不跟我们诉苦,更不抱怨什么,而是把这些事情都藏在心里不说,由此可以看得出来,近平是一个多么坚强的人,他从不向困难低头。

  近平给我的棉被和大衣,在那个缺吃少穿的年代,我都用旧了。唯独那个针线包,我一直珍藏着。我是个庄家汉,粗枝大叶,也不懂啥大道理,就觉得近平是我的亲人,就想存着这个针线包,留个念想。这个针线包,我保存了38年,直到2013年才捐给了县里,交给国家保管。

近平也是一个非常有主心骨的人。他有了想法,有了思路,就一定要仔细研究,一定要把事情做好。后来,他当了梁家河的村支书,带领大家建沼气池,创办铁业社、缝纫社,我一点都不吃惊。因为,我在和他一起生活的时候,就发现他这个人有一股钻劲,有强烈的上进心。

  近平走了以后,我们家都说你给近平写个信,我说我没事我不写,不要去打扰人家。我就是这个想法。

我们有时也去周围几个村的知青窑串门。那时我们闲得无聊,肚子又饿,就经常一起商议到什么地方去蹭饭。我们说:“近平,走啊,咱们去梁家塌吃他们一顿!”但是,近平不去,他就坐在那里看书,他说:“我就不去了,你们弄到吃的,给我带回点来吧。”

  1993年近平回梁家河的时候,我终于见了他一面。当时我在山上种麦子呢,听说近平回来了,就赶紧从山上跑回来了。跑到山后腰的时候,正好碰见了近平。近平见了我,也不嫌弃我一身泥巴,一把就拽住我问长问短,我激动得都不知道说啥好了。他还给家家户户都带了报时钟、紫菜、茶叶,临走的时候给我撂下了名片,让我有困难就去找他。

近平一方面是不喜欢参与这些事情,另一方面他那段时间“痴迷”在阅读和学习之中。他碰到喜欢看的书,就要把书看完;遇到不懂的事情,就要仔细研究透彻。当时,我并不觉得什么,现在想起来,一个十五六岁的小伙子,同龄人都跑出去玩耍,他还能饿着肚子坐得住,能踏下心来看书、阅读、思考,这确实需要一定的定力,需要有很强的求知欲和上进心。

  2015年2月他回梁家河的时候,我和村里十来个人到村口等,看见他下车,我就跑了过去。隔了这么多年,他一下子认出了我,还像原来那样拍我的肩膀,叫我的名字,问我生活条件咋样,吃些什么,有多少娃娃。我就说现在生活好了,吃的不是大米就是白面,肉不断,一年四季都能吃上新鲜蔬菜。

——戴明《“近平在梁家河从来没有放弃读书和思考”》

  紧接着,近平问我:“卫庞,你现在生活怎么样?主要做什么?”

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插队生活,对于我们这些知青来说,主要是体力上和生活上受苦,我们像农民一样在黄土高原贫瘠的土地上劳动,缺吃少用,甚至还要为烧柴发愁。而对于近平来说,这还不是主要的,他精神上所受到的痛苦和压抑,比体力上和生活上受的苦更大。

  我说:“近平,我现在生活还不错。我有五亩坝地,种点粮食和蔬菜,自己吃。我还有十亩果园,现在收入全都靠这个果园。”

党的九大召开的时候,我们几个知青都在窑洞里听收音机,当广播里宣读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名单的时候,近平在特别认真地听。结果名单里面没有出现他的父亲习仲勋的名字。当时,近平虽然没说什么,但我能感觉到他的情绪是比较失落的。他这个人比较坚强,不会对身边的人抱怨什么,或者倾诉自己的苦闷,但是我们能理解他的心情:敬爱的父亲已经受到了9年的迫害,至今仍命运未卜;母亲也过着受审查、挨批斗的生活;自己和兄弟姐妹们的头上还戴着“黑帮子弟”的帽子;好好的一个家庭四分五裂……这些,对于他,一个17岁的男孩造成多么沉重的压力是可想而知的。

  近平问:“你这果园能挣多少钱?”

况且,一两年之内,跟他一起来插队的知青陆续都走了。我们都是先转回老家插队,再从老家当兵走了,因为我们的父母都是从老家参加革命,孩子要当兵比较容易。而且当兵这个出路是非常好的——那个年代,当兵是最光荣的,社会地位也是最高的。

  我说:“都是小树,去年是第一年挂果,卖了两万四千块钱。”

然而,习仲勋的问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解决,他的家庭受到的冲击太大了。要寻找一条从梁家河走出去的路,对那时的近平来说,实在是太艰难了。这种困境带来的巨大心理压力,是一种精神上的磨难,这种苦远远超过了体力上和生活上的苦,是我们无法想象的。

  近平说:“你这一年投入的成本是多少?”

在这样艰苦的环境中,近平没有消沉。他贴近黄土地,贴近农民,下决心扎根农村,立志改变梁家河的面貌,一待就是7年。在这7年时间内,他靠自己的苦干实干做出了一番成绩。

  我说:“很多管理都是镇上免费帮助搞的。除此之外,我自己投入的农药、化肥、除草剂、人工工资等成本是一万二。”

后来,近平在接受采访时讲到了刚插队时的迷茫和后来的转变,这些我都非常认同,他讲得非常实在。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发展过程,每个人也都有一个历练和成长过程,没有“天生伟大”这一说。这也就是近平所说的“过四关”当中的“思想关”。

  近平说:“刚挂果就有一倍的利润,还不错。”

——王燕生《“近平在困境中实现了精神升华”》

  我说:“是。明年会更好,成本不会再增加多少,但是销量会翻一倍,再过几年到了盛果期,收入就会更高。”

我老伴儿叫张青远,当时是他们生产队的队长,每天都带着近平他们这些北京知青到山里去打坝,修梯田,受苦,劳动。近平干活能受下罪,吃下苦,一点儿城里娃娃的娇气劲儿都没有。

  近平听了很高兴,他说:“哎呀,卫庞,那你发了吧?走,领我到你果园去看看!”

近平从村里往地里挑粪,那扁担把他的肩膀磨得一层一层掉皮,出血。他就把衣服脱下来,垫在肩膀上。垫得薄了,不管事儿,扁担还是磨得肩膀受不了;垫得厚了,使不上劲,扁担又容易掉下来。没过多久,近平的肩膀上磨出了厚厚的茧子,就不怕扁担磨了,也不用垫衣服了。

  我说:“好!”

夏天,我们这边太阳毒得很,天气干热。近平身上都晒红了,之后又蜕皮。那个苦,可不是一般大城市的娃娃能吃下的。有时候,我老伴看他太辛苦,就说:“近平,你坐那儿歇歇。”近平不歇,他说:“没有事,干完这一气儿再说。”结果,他又干了很长时间活,还不歇着。他这个人就是这样,有什么活儿都要干完了再歇着,干不完就不休息。

  近平是2015年春节前来的,现在是2016年了,当时我跟他说的“成本基本不增加,销量翻一倍”已经实现了。2015年我投入的成本是一万四千块钱,收入是五万多块钱。

不到两年头上,北京知青差不多都返城回去了。但是,近平因为家庭政治方面的原因,走不了,他就这样一点一点吃苦,锻炼成了每天能挣10个工分的壮劳力。

  过去,近平当我们村支书,我们有干劲,有奔头;现在,近平当全国人民的主席,当全党的总书记,我们更有拼劲,更敢闯了。你看我都这么大年纪了,还在种果树,还在搞“苹果合作社”。近平在拼搏,我们也在拼搏,大家都努力嘛,咱们这国家肯定越来越富强。

我老伴儿很佩服他,他跟我拉话说:“你看,近平是北京的娃娃,大城市里来的,但是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一点都不惜力。又有文化,又爱学习,又能吃苦,了不起呀。”

  “近平给我治腿病”

——刘金莲《“近平干活跟咱农村人一样”》

  学习时报:您好!习近平在梁家河插队时,曾在您家里住过很长时间。请您讲讲您最初认识习近平的情形。

  吕侯生:近平来我们村插队的时候,分在二队。我们这山沟沟非常闭塞,突然来了知青,大家都觉得新鲜,都过去看看。刚开始,他们说话,我们都听不太懂;我们说话,他们也听不太懂。后来,一起劳动,就慢慢熟悉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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